都是武警，很多闹事的。”而某一天我还看了下防弹衣，问，“这防弹衣防子弹吗？”
第二天晚上十点过，我见有人下班回家了，于是心急火燎的难过起来，喝了中药后觉得浑身不自在，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李电工放着的音乐，觉得自己身体突然变得如此虚弱且被某种威压震慑，定是中了蛊毒。按照某些书中写的方法，要解蛊毒，得去五毒俱全的高山寨子中找巫医以毒攻毒才行。
正巧第二天中午，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广西的高山茶叶，听那声音，我居然误以为是蒋晓平。顿时觉得要让我中的毒全解了，得去广西。或许可以去“投奔”他，请他帮忙找老铁们寻个厉害的巫医，把我身体中的“蛊”弄出来，我不想它活着爬出来。
我也不知为何会有这样的自以为，可我从清醒到昏迷，再由昏迷醒过来时，迷迷糊糊的知道，转了好几个医院，在急救通道上用“藏彝朝鲜语”哭着叫着哥哥——电影看多了不是个好事儿，在上海时居然还跟别人讲上海话，我当真有毛病。
医院那会儿，没发高烧（41°）后醒过来，被绑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看到左手手背上的血管被注射了某个很小的凝固的红色“东西”，而蓝白相间的布袋将我双手勒出了淤痕。我无精打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