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本人意见后，居然说通了北都gdi保卫总队的领导，把她也调到了东南组。我听了这个消息，心中不住叫苦，埋怨道：“大姐，这种事你好像该先跟我们商量商量。”ferrari装作一脸茫然无知状，反问：“这次好像就是因为可行动人手的缺乏，某个人重伤住院到现在吧？我添几个人有什么不对的，难道你认为她比你强所以嫉妒了？”
她一装傻，我就没话可说了。还是那句话：因为最开始我扯了个弥天大谎，造成现在我什么真话都不能说出口。幸好我已经把微型笔记本的一切自动连接功能都找出来关闭了，不然有杨岚在侧，实在危险得很。
到我伤愈出院时，正是大年三十。郭光因为姐姐结婚，回苏北老家参加去了。据说谭康在我昏迷期间来看过我一次，但之后就又不见踪影，好像他们要办的专案比较多似的。总之，三〇六五年的春节，看来是比较冷清。住院大半个月，家里灰尘满面。虽然我一向很懒，但既然已经脏到了上一会网敲个键盘都要蹭得满手灰的地步，也就无法再视若无睹。春节了，做什么安排呢？本来想过和郭光同去东南亚游玩一圈，可现在少了他，我一个人也没什么兴趣。好容易将家里打扫干净，泡了杯茶正准备好生休息一下时，突然门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