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卫队长甚至厨师都派出去做官，实在是有些赶鸭子上架。所以北条给他的权力移交更象是一种名义上的过继，多数人在北条的安排下向他表示了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多少东西可以保证，奥维马斯自己也不敢打包票。
当然，我也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华夏和欧洲都已是我的地盘，北条是在找平衡——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华夏目前给我搅得一团乱麻，就算全身心投入，要收拾起来恐怕也得两三年以上；而提都斯并非一人独掌欧洲，这个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为了理想寄身我麾下惟命是从的部下。他一直有很大的野心，并且已有了自己的天下。尽管此时还表示听从我的将令，然而这种承诺究竟有几分出自本心，又经得起多少岁月和距离的考验？以我的年龄和阅历，早已不会相信那种至死不逾的忠诚了。当然，那种东西也许在这个年代依然存在，但一是不会出现在提都斯这种本身具有野心的人身上，二是即使出现，我本人也消受不起。
这种问题不是只有我看得到，身处这个位置，自然会有许多比我聪明勤奋的人看到并让我不能无视现实。镰仓之行当晚，我返回南都时，寒寒已早我一步返回在机场候着了。一见我便十分公式化地说：“现在有几件大事必须做，你看怎么分配安排？一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