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后，却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牟利害民。
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屡禁不绝，国库枯竭，社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朝重农抑商之策的最终结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于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却不得不抑，明知道“农”之必须重，却难得其重。本朝的农、商在王侯权贵、门阀官僚的过分介入下，已经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如果再不力图变革，本朝的社稷必将有倾覆的一天。
“如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启用本朝初期自由开放，依法治国之策，以图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让步，高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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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者的这一说服，却触动了大汉国最为敏感的区域，那就是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争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争论？
朝廷的争论突然之间延伸到了太学，延伸到了名士大儒，延伸到了学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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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大一统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