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大包袱甩给自己，商毅也不由得苦笑起来，谁让自己没事好好的，偏要搞什么言论自由，这不是自己找事吗？
不过商毅当然清楚，放宽言论，自由言论，绝对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另一时空里的绝大多数国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而这三大自由权利，都是公民所享有的天赋人权。而且在刚刚发生的英国革命中颁布的［权力法案］，和稍后几十年进行的法国革命发布的［人权宣言］，也提出过类似的语言。当然是不是能够完全做得到是一回事，但至少己经以法案的形式提出来了。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清廷的统制其间，在大多数时候，对于言论管制得并不很严，民间议论政治，议论朝廷大事，甚致是指责皇帝，也都是常有的事情，在一般的情况下，朝廷都不会太计效。但这并不等于朝廷真的会放任不理，一但想给某人定罪，那么以前的言论也都可以被翻出来，成为罪证，其实文字狱历代都有，只不过清廷的动静最大，范围也最广而已。
因此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三大自由权利，也确实有必要。
虽然在商毅来到这个时空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或［出版法］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