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之。何况太祖太宗所定之法，也以是两百年前的事了，当时之法未必适用于现在，因此朕才想对先帝之法做以修正。正因为兴利除弊并非易事，是以才向众卿询问，还望众卿能够不隶赐教。”
皇帝刚才那一番话说得也无懈可击，而且皇帝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是在向众大臣询问，陈良祐也觉得一时难以反驳，只好施了一礼，退回到班列之中。
赵忱接着又道：“凡众卿认为，可以使朝廷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革故鼎新、兴致太平，皆可上言。”
赵忱提出的这十条举措到也是谈不上什么革新，无论是放在任何时候，也都是站得住脚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十条举措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所主持的新政内容。
庆历年间的那次新政和熙宁年间的变法相比，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差得许多。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仅仅只有一年多,甚至有许多章程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以告结束。然而与熙宁变法截然相反的是，无论是主导这场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参加这场新政的富弼、韩琦、欧阳修、石介等人都是被公认的贤良忠正的大臣，成为后世士大夫效仿楷模。后世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如果当时范仲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