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等职业以及出任政府公职的资格，禁止公开发表文章和艺术作品，禁止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并且每年都要额外缴纳一笔惩罚性的“悔过税”。
相比之下远东行省的市镇官员行列中并不乏当地人的身影，而且当地异端承担的税负比帝国内陆的异端更轻，这也是内阁首相穆勒觉得有必要向远东人普遍征收什一税的理由之一——否则内陆省份的异端就会感到不公平，更倾向于接受被流放的处罚而非购买赎罪券、缴纳悔过税。所以当远东叛乱的消息传到圣城，从皇帝陛下到内阁群臣都感到很费解：为什么这场所谓的“异端革命”并不是首先发生在受压迫与歧视更严重的帝国内陆省份，而是发生在更自由更宽松的远东？那些乖乖购买赎罪券、缴纳悔过税的异端都没有起来造反，远东那群暴民怎么就好意思 起来推翻宽待他们的合法政府呢？
除了忘恩负义，皇帝陛下和他的内阁群臣想不出别的答案。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普世牧首”格里高利·康斯坦丁首先表态，在呈交皇帝的奏疏中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认为教会这些年来疏忽了对远东异端的监督和管理，仅仅派遣一位高级教士出任远东大主教是不够的，正确的做法是在远东各个城镇设置宗教审判所，监督当地的异端活动，发现犯罪的苗